迎难而上 大有可为

两会期间，讨论许久的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可望得以明确，房产税扩大试点和推进立法也涵盖其中。

不过，说到引入民资，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玻璃门"，学界中许多人认为新旧非公经济36条虽然鼓励民资进入实体经济各领域，但大量领域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使人们对未来民营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景持谨慎看法。目前官方倾向于推广的PPP模式是狭义上的，它更强调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有利于降低前期风险。

过去多年来，各种合作模式层出不穷，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就BT和BOT而言，虽然能够减轻政府短期的财政支出负担，但却加大了未来的偿债压力。截止到2013年12月，地方政府的负债达到了17.89万亿，占GDP比重已经超过30%。PPP是公共政府部门与民营资本的合作模式，介于全公有化和纯私有化之间，本质上是一种融资模式。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体的制度设计和每个具体方案的策划中，魔鬼和天使都隐含在那些看似繁琐的条文细节中。研究建立健全循序渐进的PPP模式法律体系。

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测算，中国需要在2020年之前进行至少50万亿人民币的新投资以满足城镇化需求。进入 邵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私合营 城镇化 。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

更糟糕的是，某些层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断侵犯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随心所欲的征地措施仅仅是一个例子。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

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

这些新情况使得政府放弃了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由此获得了与国企同等的待遇。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然而，这些措施可能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的镇痛剂，不足以阻碍由制度性障碍和不完备市场所孕育的强势集团的产生。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时，草根持续呼吁也是促使政府尊重民众权利的动力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

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

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

党政不分似乎达到了党对国家的控制，但是，过多地卷入政府的日常运作、特别是经济事务，却让党失去了自主性。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低保覆盖了3000多万低收入者，而下岗再就业中心则为下岗人员提供失业补助金并且进行再就业培训。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但是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似乎还是能够将其选择性政策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

而新农村建设则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状况。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

然而，当1956年大陆开始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时候， 两岸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还有一些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旨在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

政治转型并不一定要求实现多党竞争性民主，但更多的民众参与是必由之路。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

至1990年代初期，尽管还要冒些风险，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比如，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增长额及出口额中的比重都占到了40%。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

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

两岸政府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并且从农业中攫取剩余以期加速工业化进程。比如，中国的城乡隔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自2003年之后，短短几年间政府政策的改变就极大地弱化了这种不平等。

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此外，由于收入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收益上，仅凭经济增长这一剂药方就想吸收或平抑社会不满将愈益困难。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

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当前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

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

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